中央政策研究室西柏坡旧址

1948年3月20日，即将离开转战一年的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的毛泽东，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政策和策略问题进行艰辛探索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基于对党的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到达晋察冀不久，中共中央就着手建立中央政策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做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初步形成从实际出发、通过调研再作决策的工作方法。

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更加重视政策和策略的研究与实践。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入延安，党校教务处下设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中国问题、军事4个研究室。1941年9月，中央党校将原有的4个研究室合并为时事政策研究室和理论研究室，为党组织培养精通时政和理论的干部人才。

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旧址

除了中央党校，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学院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室、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研究室等多个研究室，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1941年8月，为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5月并入中共中央党校），下设9个研究室，其中7个研究室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

除了这两所干部学校以外，延安时期还设立中央调查局，作为管理调查研究机构的工作机关。1941年7月成立的中央调查局下属的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党务研究室，负责调查和研究国内、国际和敌占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各地党组织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其研究报告是党中央进行决策的依据和基础。1943年3月又组建中央研究局，中央调查局随之撤销。

1947年底，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全面审视了政策对于团结力量、孤立敌人、赢得胜利的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抵达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20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并将党迎来战略转折点的政治原因归为“政策适当”。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敏锐地认识到土改等工作中“左”的偏向，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在驻留杨家沟的4个月时间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除紧张指挥全国战场，其他精力主要放在了调查研究土改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上，并制定完善具体政策和策略。

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就工商业政策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此后毛泽东在转发邓小平3月8日综合报告的批语中，又强调：“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1948年3月20日，是中共中央在杨家沟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通报回顾了前段纠“左”的经过，并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不久后的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的提出，对加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论断提出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

1948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经过紧张筹备，6月中旬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大院内，这是我们党第一个研究政策的专门机构。

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之初，彭真没有到职，廖鲁言担任研究室秘书长，干部和机构均不健全，只有11人。此时主要做了4项工作，包括根据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起草若干电稿、外出搜集材料、阅读各地送来的书面材料报纸等并汇报给书记处同志、编辑“党内资料”等，政策研究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9月底，中央明确政策研究室的任务是负责研究解放区城市与农村各项政策、新区工作及不属于其他部、委、校的各项工作政策。10月初彭真到职后，研究室工作逐渐健全，到11月人员增至约20人，下设政治、经济两个大组，分别由廖鲁言和邓拓担任组长。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发出《关于中央政策研究室业务的通知》，并附《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大纲》。通知指出，中央及各中央局与分局及各省委与区党委要成立并健全政策研究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应与各局各分局的政策研究室建立业务的指导关系。

《大纲》明确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定位：帮助中央了解与分析情况并制定与贯彻执行政策的助手之一，是党的政策参谋部的一部分，管理一部分不属于中央其他各部委范围的工作政策问题。工作范围：承办中央批交的各地报告及电报；新区工作政策；土地改革、农村建政与群众运动；解放区的城市工作及工商业问题；农村生产及人民负担；职工运动；国民经济的综合研究等。日常工作：承办中央批交事项；反映与分析情况，提出问题及其解决的意见，请中央核办；经常的调查统计与研究，系统地整理材料；根据研究结果，秉承中央意旨，草拟各项指示、复电，编辑党内刊物、小册子等等。内部分工及组织机构：暂分为7个组，即新区政策组、土地改革及农村建政组、城市工商组、农业生产及合作社与人民负担组、蒋区调查组、职工运动组、编译组，另设材料室。随着《通知》和《大纲》的发布，政策研究室体系开始确立起来。

中央政策研究室编选的政策汇编

在西柏坡时期，中央政策研究室完成了中央交办和自己职责内的大量重要工作，很好地发挥了决策参谋作用。

一是编辑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政策汇编》。这是中央政策研究室拿出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收录了大量关于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的有关政策和重要经验介绍，并有组织地、系统地下发，指导各级党员学习。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还要求将此书作为全会的会议资料发给每位参会代表参考学习。

二是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文件、撰写调研报告、社论等。研究室把结束老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和新区发动群众与减租减息、新解放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等作为重点，深入调查研究有关情况，并按照中央要求起草有关报告、文件。比如他们向中央提交《关于目前解放区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几个问题的报告》，代新华社撰写《在结束土改的地方纠“左”必须防右》的社论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三是协调起草各种办法、条例等法规。比如以新解放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为重点，协调中央有关部门起草《城市军管会组织条例》《入城守则》《对伪警察人员处理办法》《对外侨管理暂行条例》等，为我党做好城市接收和管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法规保证。

1949年3月底，中央政策研究室随中央进驻北平。虽然中央政策研究室在西柏坡只有短短七八个月时间，但为新中国政策研究体系建立、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郭   凯

编辑：康丽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