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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解读
发布时间:2023-03-20浏览次数:1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柏坡岭上松柏吐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在这次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中共中央紧紧围绕“如何建设新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西柏坡纪念馆收藏着一份《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 该文件长 30 厘米,宽 21 厘米,纸张微微泛黄,包括封面在内共 18 页。封面中间位置竖向排列文件名称“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标题上方写有“马上付印一百份,晚上发给各同志”,以及文件号“ #00001 ”,标题右侧印着“(决密文件,不得遗失,阅后收回)”,旁边用红色墨水笔将“决”字改为了“秘”。标题左下角标注时间“一九四九年三月二日印”。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了积极准备。
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
“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这份通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正文仅用短短的7句话、200多字,就把会议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对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安排说得清清楚楚。
经过充分准备,3月5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饶漱石、李立三、张云逸、贺龙、陈毅、蔡畅、邓小平、陆定一、曾山、聂荣臻、邓子恢、吴玉章、林枫、滕代远、张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谭震林、陈绍禹、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共34人;候补中央委员有: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谭政、程子华、王震、张际春、乌兰夫、李葆华、王维舟、万毅、古大存、马明芳、吕正操、罗瑞卿、刘子久、王从吾、习仲勋、刘澜涛,共19人;列席人员有:李井泉、杨尚昆、安子文、胡乔木、李维汉、高文华、陈刚、刘少文、李涛、傅钟、杨立三,共11人。
全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并在会上作了《向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
报告全文共8000余字,分为10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以及每种方式的优点和缺点;第二部分明确了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第三部分说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第四部分告诉广大同志城市斗争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第五部分指出党在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工作任务;第六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成分和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第七部分说明如何消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控制权;第八部分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第九部分进一步说明如何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第十部分要求全党同志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今天,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号召逐步被提炼概括为“两个务必”,时刻警醒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949年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及经验,指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12条经验,号召干部学习12本必读书籍。为了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腐蚀,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没有写进决议的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做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