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央特科成立９０周年

如果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周恩来则是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机构。他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中国大地上，为了给党觅求一线生存的希望而创造性地建立了党的第一个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中共人士，大革命失败，这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可以说是灾难深重。国民党的屠杀警醒了年轻的共产党：在中国，没有自己的武装，便没有生存权。随后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根据对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和总结，以及新形势需要，周恩来提出了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止敌特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安全的伟大设想。

5月，周恩来秘密前往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任命为中央军事部长，同期组建“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7月，周恩来赶往江西九江，发动南昌起义。11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出席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他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情报保卫机构诞生了。1928年11月，为加强中央特科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三人组成中央特务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在这一历史时期，周恩来一方面领导武装革命，另一方面紧抓情报保卫机构的建设。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及其所属机构逐渐健全。特科先后设立四个科：一科总务，科长洪扬生，此前称“总部”，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和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科长陈赓，负责打入敌人内部机关，侦获情报。三科保卫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科长顾顺章（兼）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通讯，科长李强，负责筹建无线电台。

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特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许多工作都是我党情报保卫史上的首创。

编制第一套密码。这套密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由邓颖超担任译电员，名字取周恩来曾用的“伍豪”名字中的“豪”字，称为“豪密”。这套密码最大的特点就是易学易懂，但不容易被敌人识破。

建立第一部无线电台。四科通讯科是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的。以往，中共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邮政通信，须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非常危险。由专门的秘密交通员送信，也会面临警察特务搜查，风险也很大。后来，一些绝密情报就由交通员背诵下来，到达目的地后再复诵出来。安全是安全，但这种方法效率又太低。于是，周恩来借鉴国际秘密工作经验，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可是，要搞电台这种现代化设备，对于白手起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比登天还难。但奇迹往往就是在这万难境地出现的。1928年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台后，周恩来就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人到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1929年冬，李强自行装配出了电台设备，1930年涂作潮等人回国协助，他们利用电台在香港沟通了上海，实现了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我党的第一部无线电台就这样悄然诞生了。张沈川成为我党的第一个报务员。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中和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沟通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这在党的电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日益发展，还在上海建立起了国际电台，同共产国际也建立了联系。

第一批“打进去”的典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先后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进了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向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蒋介石几次欲破坏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特别是当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这个小组及时将这一情报报告给了党中央，由此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灾难。事后周恩来称他们三位为“龙潭三杰”，挽救了党中央。

建立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别名刘君珊，自幼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交往较广，是个“日本通”。他在日本期间就接触过马列主义的书籍，“五卅”运动时常去上海总工会，与我党的一些同志交朋友，并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1928年，国民党筹建党务调查科时，张道藩、杨剑虹常到上海策动反共活动，与杨登瀛开始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杨登瀛凭着聪明、机灵、听话、有侦探才能，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杨登瀛也认识一些共产党员，对共产党表示非常同情，陈养山便是其中最要好的一位。后来，杨登瀛经杨剑虹介绍认识了陈立夫。一次，陈立夫邀杨登瀛吃饭，向他说明了国民党的真实意图，说筹备成立调查科“主要是想办法消灭在上海租界内各‘反动党派分子’的活动，尤其是中共”，力邀他加入。杨登瀛听后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左思右想他最终决定将这一情况告诉陈养山，并且表示愿意在今后将所了解的情报提供给中共，他还把随身带的一份搜捕名单交给陈养山。陈养山感觉杨登瀛态度很诚恳，而且他提供的消息确实很有价值，于是就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请示，建议同杨登瀛建立工作关系。周恩来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给中央的报告，认为杨这个关系虽然在政治上不太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确实是非常需要的，中央特科正需要在这方面大力开展工作，对他可以加强政治教育和党的教育，使他为我党工作。于是当即决定使用杨登瀛，并派陈赓同陈养山见面，确定今后陈养山断绝其他关系，与陈赓单线联系，专门负责对杨的联络工作。陈赓接到周恩来指示后，先约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了杨的具体情况，随后又找杨登瀛谈话，直接了解他同国民党的关系。从此杨登瀛由陈赓直接领导，成为了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从敌人营垒中成功“拉出来”的第一个重要的间谍情报关系。

回顾特科初创几年的工作，对手的评价往往更加客观、公正。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1933年）这样评价中央特科：“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的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品读：中央特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响。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尽管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上海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和外国势力有极强影响之地区，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效的指挥全国的共产党活动。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苏区成了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随后在抗战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机构。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在公安部下属成立政治保卫局，在1980年代又成立国家安全部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可以说，中央特科是中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的始祖。另一个影响是，由于中央特科行动组，又称红队，打狗队，在租界的武力活动。租界当局，工部局成立了一支特殊的应急警察分队来应对。这种城市应急警察分队模式，成为今日全世界各大城市普遍设立的特殊武器和战术小组，即SWAT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