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政党永恒的课题。西柏坡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巅峰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向建设的转折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在这一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指挥战略决战和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同时，倡导和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的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显著特征：

一、倡导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学风

西柏坡时期，随着与国民党战略决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由战争转变为建设，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即将向执政党转变，执政与建设的历史使命对于共产党来讲都是全新的，没有系统经验可遵循。新的形势与任务面前，由于共产党自身的经历与经验上的不足，加强学习，破解执政的本领恐慌，成为党迫在眉睫的中心工作。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倡导学习，形成了以破解本领恐慌为重点的良好学风。

(一)把学习摆在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面执政地位的历史关键时期，党面临着如何长期执政，执好政的严峻考验。然而，当时在300多万党员中，有约85%党员来自农民、手工业者，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相对较低，不能承担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同时，剩余15%的党员中干部奇缺，干部知识结构不合理，懂军事不懂建设，能打仗不能管理城市。这一现状已经严重影响到革命的成败。党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把学习建设新中国重任摆在了政治的高度，强调党内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学习。毛泽东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指出了党内干部的知识欠缺、需要努力的方向，更把学习放在了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上告诫全党。

(二)倡导理论与实际并重的学习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重点指出了我们党内在学习上存在的弊端，特别指出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存在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倾向，为全党敲响了警钟。西柏坡时期，党面临建国大业，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完成建国大业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破解的重大问题。

1、加强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当时，由于我党长期处在军事斗争中，军事上的胜利是首要解决的问题，再加上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普遍缺乏，造成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理论水平普遍偏低的现象。虽然翻译了很多马、恩、列、斯关于政党、国家的著作，但在党内学习、宣传的很不够，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体系很不完善。因此，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编译组编辑整理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理论书籍，并由毛泽东亲自审定，推荐给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强调，在未来的三年内看一到两遍，这对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形成共识是很有帮助的。此后的一年内，重印了300万册，党员几乎人手一套，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注重加强领导干部的政策水平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开启建设新中国任务的重要时期，政策水平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在政策水平学习上，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大力开展学校教育。在党内、军内、政府内开办大学校，集中建立了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学院、中央团校、辽南建国学院、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等地方院校等高校，吸收党内大批干部和各地知识分子进行集中学习。二是大批干部进行短期轮训。按照中共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南下干部指示，从各地抽调干部进行轮训，提高政策水平；三是辑印政策汇编。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责成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辑了《政策汇编》，作为全会的会议材料，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土改、宣传等等方面的政策，目的是让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政策。在学习上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各地开班的大学校除正常教师授课外，深入农村搞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在实践中检验政策，在实践中积累经验。

(三)倡导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谦虚态度

西柏坡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建设和治理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必须在学习中学会社会治理，学会完善党的自身建设，学会建设新中国。人民是党的事业发展的根基，也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是学习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在学习态度问题上，必须谦虚，坚持眼睛向下。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文章中，毛泽东也强调了党委成员在决策时要先做学生，后当先生。告诫党委会成员，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最好的先生。

二、倡导言简意赅而又接地气的文风

文风是党风的重要体现，有什么样的文风有什么样的党风。西柏坡时期，在面临艰巨任务的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党的文风建设，并提出了诸多要求，对党的作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对党内各种文稿起草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文件起草工作，对报告、请示、决议、新闻稿等不同种类文章和文件的起草人、字数、时间周期等的写作方法、写作态度、文字的准确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规范了党内行文的标准，也体现了党务实、高效的作风。

1、对报告等党内文件起草提出系列要求。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各野战军、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向中央进行一次综合报告，报告要亲自动手，不得由秘书代劳，字数1000字左右为限，最多不许超过2000字。在中央九月会议通过的《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更加详细的对报告进行了规范。重点强调，报告要着重于政策执行情况和经验，不能平铺直叙讲过程；注重问题倾向，说明解决方法；具体材料要加以分析，不能简单累计。还强调，写报告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切忌敷衍塞责。这一系列要求体现了我党朴素的工作态度，体现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体现了党在胜利面前不讲形式上的排场，只求实效的自我约束。

2、对新闻宣传提出了具体要求。党中央在转战陕北的途中，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新华社新闻工作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好的作风。这个好作风就是掌握大量可靠翔实的资料，写对人民有益的报道。一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态度。当时由于有些记者不深入调查，在报道中出现了空洞无物、人名、地名以及事件的错误报道，造成群众对党报不信任的现象。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开展了纠正工作。《晋绥日报》首先开展反“客里空”运动，勇于承认自身的错误问题，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社非常关注新闻宣传方面的“客里空”现象，先后发表《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关于“客里空”的检查》等文章，深刻地、公开地检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错误倾向，维护了新闻的真实性。二是关注重点时事报道。西柏坡时期，是国共双方军事决战的关键时刻，军事报道就成为了新华社所有宣传报道的重心。为了增强军事报道的战斗性，新华总社提出了一些具体做法，如提高发稿速度，力求报道完整和连续性，内容形式要切合实际、短小精悍，撰写战报要生动，注重研究对方的宣传报道、先发制人。如石家庄战役的报道中，晋察冀前线分社与后方密切配合，既报道了解放石家庄的全过程，又报道了配合解放石家庄的外围战情况，报道内容形式多种多样，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形成党报党委审稿机制。1948年6月3日，毛泽东指出，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在出版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党报机关领导的责任、规范了党报宣传规矩和纪律。出版前看大样的制度，更是体现了党对新闻事业的严肃科学的工作态度。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工作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要求，对于党报中的重要社论、按语和读者的问题，“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按语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这样形成了中央和各地新闻机构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给中央的制度，防止错误性宣传带给群众思想误导，确保了新闻宣传中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

(二)率先垂范的光辉实践

在中央的倡导和具体要求下，中央及中央各部门，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率先垂范，进行了光辉实践，留下了众多的光辉文献和经典新闻稿。

短小精悍是这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军旗的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加上标点也只有25个字。为了加强党委的领导，九月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这一光辉文献，全文只用了567字，不仅高站位地说明了健全党委制的意义，而且提出了对会议的要求，还特别说明了不要拘泥于细节。郑州解放后，新闻稿《我军解放郑州》不仅标题直奔主题，言简意赅，而且整篇消息只用了150字。再如，《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新闻稿，毛泽东只用了500字的新闻稿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语言活泼易懂是这一时期文风的又一特点。例如，在中国革命进行到1948年底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走向问题出现了两种观点，党内、国内群众意见不一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毛泽东用农夫与蛇的寓言故事，揭示了中国革命不能有怜悯心理，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最强音，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主题，统一了党内意见。又如，蒋介石偷袭石家庄时，毛泽东在新闻稿中用了“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一段话让国民党内部决策犹豫，进退两难。

注重调查和数字分析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七处运用了数字分析，对国共双方土地、武器缴获、兵源增减、总兵力增减、歼敌计划、党员人数、国民党兵力分布等进行了科学分析，对战争未来进行了科学谋划；又如，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用数字分析了苏联与中国工业比重之间的差距，科学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分析石家庄解放后经济发展增长状况时，从党员人数的增长，分析到工人打道钉日增数量，得出了工人积极性提高的结论；还以数字分析了解放区棉花、粮食等工业原料的增长情况；在分析城市依靠谁时，分析了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员占比情况，并指出将来工人知识分子比例应大大提高。

三、倡导务实高效而又节俭的会风

开会是一种重要而又有效的领导方法，也是统一思想和决策，加快推进工作的抓手和助力器。会风是体现一个机关一个单位作风好坏的显示器。纵观西柏坡时期，我党在推进中国革命和谋划建立、建设新中国的转折时期形成的会风有着务实高效的显著特征。

(一)坚持问题导向，切实解决问题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在桌面上，规定几条就解决了。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内涵极为丰富。毛泽东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如何解决问题，如何决策，如何执行决策。一是要开会提前通知。要发布安民告示，提前将想要解决的问题告诉参会人员，让大家精心准备，调查研究，不搞突然袭击。二是要互通情报。就是要大家在会前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与大家共享，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要尽量沟通取得一致，这对开好会非常重要；三是要重视调查研究。为开好会，解决好问题要搞好调查，做好研究。要以学生的谦虚态度向下级请教，向群众请教，不要不懂装懂，贻误决策的正确性。同时，对群众意见有正确的分析。例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1949年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而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就确定，北平解放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知不仅指明了开会时间、解决问题，并指出主要解决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讨论共同纲领草案、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等7个方面的问题。又如，西柏坡期间，五大书记经常聚集在毛泽东办公室讨论战局、沟通各方面的意见，留下“磨盘上布下雄兵百万”的佳话。他们的光辉实践和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表率。

(二)坚持不开长会，力求少开会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对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有两次专门做了规定和要求。第一次在《健全党委制》中要求，“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第二次则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中央两次就开会的时间、开会次数作出专门强调，可见中央对看起来微小事情的重视和关注，也体现了党务实的会风。

(三)坚持不讲排场，力求节俭办会

不讲形式，节俭办会是西柏坡时期会风最显著的特征。这一时期党所处的物质环境要与延安时期相比，好了很多，与党取得成绩，比延安时期相比更为突出，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在这样的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下，开会的会风却比延安时期更加节俭。在西柏坡召开三次较大会议都各有特点。例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么一次重要会议会场设在中央工委时期的大伙房，延安时期召开的七大却有专门的大礼堂；七大悬挂有会标，而七届二中全会连会标都没有。准确的讲，这次会议无礼堂、无会标、无扩音设备、无固定座位、无凳椅(自带)、无鲜花、无地毯，无发言稿，中央委员发言站着脱稿发言，会议分组讨论都挤在中央大院的书记处家里。住宿除中央简易招待所外，有的住在老乡家里，有的住在书记处书记家里，有的住在战友家里。可以说是一次舍去任何形式，只有内容的会议。又如，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选在一个废弃的打谷场上，代表们头顶着烈日，搬块石头坐在会场，从7月开到9月。再如，九月会议也是在一个中灶食堂召开。其简朴之风叹为观止。

(四)坚持党内团结，重谅解与友谊

在28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共中央把团结，特别是团结的会议看得尤为重要。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强调，党委会领导之间要重友谊，讲团结。“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党委成员之间要团结外，还强调了三个层面团结。一是注意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二是要团结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三是要团结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明确要求，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四、倡导严以律己而又注重教育的家风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也提出了“六条规定”，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明确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党内同志的要求，更是对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家庭家风形成作出了规范。这一时期形成的家风显著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教育子女守规矩不搞特殊

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要杜绝因为胜利产生功成自居的情绪，告诫党内不要出现不守规矩，搞特殊的现象。中央领导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子女。例如，毛岸英从土改一线回到西柏坡，由于毛泽东住处没有空余房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纷纷邀请毛岸英去他们那里住，毛泽东没有同意，坚持要求儿子按照一般工作人员对待，与警卫战士一起住。同时，要求毛岸英按照一般工作人员的标准去大食堂吃饭，不能留在家里吃小灶。还有，毛泽东因刘思齐的年龄没有达到边区婚姻法法定年龄，拒绝同意儿子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的童车帆布坏了，工作人员去供给处领了六尺白布想重新制作童车布，任弼时知道后坚决要求工作人员把布退回供给处。一餐一饭，一间房，六尺白布看似小事情，但中央领导从严要求，严格教育子女守规矩，不逾矩。

(二)艰苦奋斗杜绝奢靡之风

艰苦奋斗是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核心内容之一。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贪图享乐的情绪在党内蔓延，在共产党党员家庭内蔓延。毛泽东的衬衣补了又补，工作人员从工作处给偷偷换了一件，被毛泽东给退了回去。保姆韩桂馨为主席缝了一双粗布鞋，主席坚持穿旧的，不穿新的。毛泽东每天擦脸擦脚的毛巾也只用一块。卫士建议他换条新的，他却说，“整天行军打仗，脚每天都要走好远的路，脚比脸辛苦，不要分了，分开就不公平了，脚会有意见的。”卫士建议他用新毛巾擦脚，旧毛巾擦脸。毛泽东说，全军如果每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周恩来的茶缸盖坏了，工作人员坚持给换一个，周恩来坚持不要，用一个小碟子代替茶缸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党的领袖，在胜利面前仍然能保持本色，保持战争年代那种简朴，从一条毛巾、一件衬衣、一双鞋严格要求自己，所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家风至今仍是每一位党员的宝贵财富。

(三)注重教育多学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西柏坡时期，中央领导非常关心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注重对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培养，让他们多学本领，将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1947年10月8日,在给岸英的信中,毛泽东教育儿子: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毛岸英十分珍视父亲在这封信中关于人生、事业的那段教诲，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任弼时对儿子任远远题词：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1949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谈话，把他们送到文化补习学校学习，题词“努力奋斗，为人民工作”。周恩来题词“学习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学风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党风的集中反映；会风更是党的作风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在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今天，回顾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倡导和形成的学风、会风、文风和家风，对于我们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领导力和领导艺术，仍有着折射和启迪意义。只有把党的好传统永续传承，才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

作者：王红，西柏坡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