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作为中国共产党进城之前的中国革命圣地，其铸就的西柏坡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习和弘扬“进京赶考”的“赶考精神”，积极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提高应对复杂考试的执政能力和应对政策，努力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两个一百年目标”，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深入研究“赶考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一）“赶考精神”的思想渊源“赶考精神”萌芽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正式提出“进京赶考”却在西柏坡事情，“赶考精神”明确提出于全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诞生前夕。早在1944年3月19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历史上的朱明王朝和李自成的大顺王朝相继消亡，文章客观分析了朱明王朝覆灭的历史必然性，而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取得胜利后却迅速败亡。原因就在于：大顺军队面对胜利而头脑开始发热，危机意识全无、思想观念突变和生活腐化糜烂。毛泽东在延安读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认为其对中国共产党人有着极强的教育警示作用，希望全党同志引以为戒而不能重蹈大顺军队覆辙，不要因为胜利而骄傲犯错误并将其列入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此时，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执政危险和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共产党人“赶考精神”的思想萌芽。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毛泽东问他延安之行有何感想？黄炎培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跳出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回答说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只有人人起来走民主新路，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和人亡政息。虽然毛泽东回应了黄炎培提出周期率的严峻课题，但是其深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执政古训。黄炎培与毛泽东窑洞对话周期率问题，再次给毛泽东和全党同志敲响警钟，对“两个务必”思想和“赶考精神”形成发展影响重大。

（二）“进京赶考”的考前准备与思想教育1.“进京赶考”的考前准备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明确指出：为了使全党同志适应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革命转型，“夺取这个胜利，己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2]。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和四种不良情绪的滋生蔓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告诫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两个务必”，提出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 “六条规定”。全党通过对历代政权兴衰更替的经验总结，深刻认识、理解和跳出历史周期率，为“赶考精神”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2.“进京赶考”的考前教育自西柏坡进京赶考的60多年前，毛泽东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为进京赶考做好一切准备，除了物质基础和方针政策教育之外，广大党员干部要做重要的思想准备和考前教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结束之后，党中央和中央机关开始做进京前的准备工作和考前教育，一方面要周密部署和精心安排进城工作事宜，另一方面要进行城市常识、革命传统、优良作风和进京守则等入城教育和考前教育。

（1）毛泽东告诫全党保持“两个务必”和作出“六条规定”

为了让全党及干部群众适应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做好长期执政的前期准备，积极预防党内可能出现的骄傲情绪、居功自傲、不求进步和贪图享乐等不良情绪。毛泽东向全党郑重说道：“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六条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做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2）毛泽东亲自给即将进城的党员干部和解放战士上党课为了做好“进京赶考”的准备工作和考前教育，毛泽东曾经反复告诫中央直属机关的警卫战士和党员干部，进城赶考并非去享福而是要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建设共产主义。”广大党员干部和解放战士，要对进京赶考时刻保持清醒认识，努力做好进京赶考的进城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专门将中直机关的各部委办负责人，叫到毛泽东在西柏坡住地进行入城教育和反复讲解：“我们要准备进北平了，希望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我说的准备不是收拾盆盆罐罐，是思想准备。要告诉每一个干部和战士，我们进北京不是去享福，决不可像李自成进北京。”

（3）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印发和学习“进京守则”

为了从制度层面加强对进城党员干部和解放战士的纪律约束，毛泽东亲自指示中央办公厅向警卫班等干部战士印发和学习“进京守则”。具体内容如下：一、把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带进北平。二、不准进入民家，不准随便进入剧院、影院等公共场所。三、保守机关机密，不知者不求知，知者不外传。四、出门不带机密文件，不准携带武器。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五、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六、进城三个月不准通信、会客、访友，不准外出游览名胜古迹。七、不许贪污浪费，不被金钱美女收买利用，不被阿诀奉承迷了心。八、手不许乱动，嘴不许乱说，脚不许乱走。毛泽东指示广大党员干部和警卫战士，要认真学习和严格遵守“进京守则”，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防止进城腐化变质。

（三）“进京赶考”的正式启程中共中央机关离开河北西柏坡之前，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准备考前工作，开启中国共产党人踏上执政地位的“赶考”之路。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干部和中共中央机关，开始乘车离开河北西柏坡而前往北平。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乘车离开西柏坡之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与周恩来对话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也是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形成的客观标志和关键节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全党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由暴力革命转向国家建设。

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的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面临武装夺权、执掌政权和建设国家等历史任务，西柏坡时期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的历史转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全党同志在中国革命胜利面前如何保持清醒头脑的重要性，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经受住执政考验和始终坚持党的性质与宗旨，预防和化解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和人亡政息等执政危险，研究和解决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崭新考试和历史性课题。“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毛泽东等五大书记进京途中基于此的深思熟虑，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而提出“赶考精神”。

自西柏坡进京赶考的临行之前，毛泽东曾经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希望考个好成绩。”[4]鉴于“赶考精神”包含的深刻内涵和思想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西柏坡考察之时曾指出：“它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5]中国共产党经历风雨如晦的革命年代，历经28年从小到大和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逐渐由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政党到建立新中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60多年的客观历史表明：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弘扬“赶考精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进京赶考精神而永无止境，认真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问题。从1949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逐步实现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变。从1956年到197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探索，逐渐建立相对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逐步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开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赶考征程。自西柏坡进京赶考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赶考远未结束”。

二、深入研究“赶考精神”的科学内涵“赶考精神”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品质。“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承和弘扬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延续，更是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入研究“赶考精神”的科学内涵，便于理解西柏坡精神的博大精深，展现其崭新的时代特征。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背景下，“赶考精神”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对胜利挫折和执政考验，客观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新中国的执政能力和建设信心。

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离开西柏坡之时，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却面临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困难局面，主要面对打败国民党蒋介石、彻底解放全中国和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等两大考题。随着改革开放视阈下的考场、考题、考官和考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当年考题有所不同，主要包括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为了防范和化解新时期党执政面临的五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学习和弘扬“赶考精神”的核心内容和解答考题，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全面夺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胜利，努力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

（一）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公仆精神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和“赶考精神”的追求目标，是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宗旨一致的。“赶考精神”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真诚聆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和及时满足群众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时刻不忘记人民、不脱离人民和一切为了人民，时刻牢记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权利和义务，始终将人民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中国共产党人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思想，认真研究、学习和弘扬“赶考精神”，逐渐破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道难题。

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弘扬“赶考精神”，就要学习和弘扬依靠群众和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和团结群众，积极进行土地改革和为农民谋利益，全方位和科学诠释“赶考精神”的民主精神。1947年7月至9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中共中央工委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和实行平分土地和土地改革的整党方针。学习和弘扬新时期的“赶考精神”，始终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坚持好、发扬好，这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还指出：要“解决力量对比关系，就是实行土地改革。蒋介石靠美国，我们是靠老百姓。但靠老百姓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反对地主，平分土地；第二个就是民主，不准许站在人民头上属屎撒尿。”[6]“赶考精神”的深刻内涵和精神本质，就在于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服务于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要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就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之心、清正为官之德、廉洁为民之心和纯洁公仆之心，始终保持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进京赶考”的“赶考精神”，“它既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会一劳永逸，而是一种时间越长成绩越好、成绩越好持续时间越长的‘考试’。这样的‘考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7]中国共产党执政要具有“对民族负责”、“对人民负责”和“对党负责”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和执政治国的廉洁自律和创业精神，清醒认识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风险挑战。为了破解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考题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不断提高应对复杂考试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才可能考出无愧于人民期待的更好历史成绩。

（二）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生追求，更是“赶考精神”的核心内涵和精髓所在。打败国民党军队和彻底解放全中国，是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革命任务，但却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完成全国解放任务，真正建立不同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糖衣炮弹”，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1949年3月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告诫全党：“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8]毛泽东倡导全党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并对党内作出六条重要规定：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准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做地名、不要把中央领导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同时，毛泽东向全党讲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历来纵垮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9]，这就将“赶考精神”与艰苦奋斗联系起来了。

为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斗争，显示了勤政廉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客观展示了党反腐倡廉和廉洁自律的坚强决心和革命精神，以激励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政之要就在于廉洁自律，勤政廉洁有利于稳定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宗旨，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坚决抵制各种腐败现象，自觉保持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在执政赶考征程上获得好成绩。毛泽东为了预防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明确提出了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积极培育勤政廉洁理念、制度构建和规范行为。

（三）自强不息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目标，毛泽东适时向全党提出进京“赶考精神”，集中体现共产党人自强不息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8]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赶考精神”的指引下，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时期，学习和弘扬“赶考精神”的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党员干部群众仍需坚持“赶考”的接力赛。为了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广大党员干部亟需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我党面临反腐倡廉、勤政廉洁和简政放权等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崭新“考题”。新时期，每个共产党人都必须清楚执政“赶考”的艰巨任务，继承和弘扬自强不息和居安思危的“赶考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左丘明就曾在《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指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和防患未然，是古今中外执政兴国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严峻挑战的应有状态，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保障。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面临任务的根本性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干部群众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牢记“两个务必”和常怀赶考永不终结的“赶考精神”。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经受住长期的执政考验，进京前对中央机关干部进行了专门的革命传统、优良作风和入城教育，“赶考精神”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超前意识、防范意识和忧患意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执政能力和执政环境的最大考题，必须时刻保持居安思危和预防精神懈怠危险，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预防和化解中国共产党人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和能力不足等执政风险。

（四）忠诚履责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忠诚履责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精神”的灵魂所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忠诚履责和敢于担当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动力。当中华民族面临日本侵华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奔走呼号和付诸行动。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由农村转向城市、由革命转向建设等重大任务转变，要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重任和革命事业，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健康富裕进行努力探索。实践表明：忠诚履责和勇于担当的“赶考精神”，虽然形成与发展于西柏坡时期，却有利于新中国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的军事胜利，研究和制定系列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并为解放全中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此时中国正处于由革命转向建设的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执政建设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每位共产党人都应以昂扬斗志和责任意识建设新中国。当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迎接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要始终保持“进京赶考”的危机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清楚长期执政掌权的历史任务和历史难题。为了全面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任务，努力实现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综上所述，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继承和弘扬“赶考精神”，有利于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毛泽东所倡导“进京赶考”的“赶考精神”，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宗旨，处处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真心拥戴。为了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