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毛泽东清醒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将进京执掌全国政权称为“进京赶考”，并谋划了具体的执政方略。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再一次向党长期执政敲响了安全警钟。借鉴西柏坡时期的中共中央的“赶考”意识和对“答卷”的完美回答，对破解当前形势下“四个危险”，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一、西柏坡时期“赶考”的历史经验

在西柏坡，为成功破解“赶考”历史命题，中国共产党为向执政党转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准备，使我党实现了全面执政，建立了新中国，并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在“赶考”路上交出了一份又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这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性经验。

经验之一：坚持人民至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民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在革命即将成功，新的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毛泽东依然坚持人民群众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认准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这一认识从根本上解决了共产党人“赶考”中为谁执政和靠谁执政的思想问题。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报告中明确提出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做了阐述，他说，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我们党要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明确的以人民为主体的执政理念，为“进京赶考”时为谁执政指明了方向。

经验之二：坚持不断学习。在政党历史地位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执政党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觉悟水平、进取精神、创造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多数干部知识单一，缺乏取得全国胜利后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所必需具备的知识及经验。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适时地提出和探索培养既懂打仗又懂经济建设、管理城市等综合多能型干部。为提高理论水平，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取得政权后，“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为此，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各方面能力,创办了大党校、大军校以及各类中等学校等，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团校、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等大学，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同时还从产业工人中提拔和培养了大量干部，参加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为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又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了12本必读书目，并指出“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通过多种形式促进干部的学习，使党的干部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上有了较大提高，为如何执好政准备了重要的干部人才。

经验之三：坚持完善党的约束机制。党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原则和领导方式、方法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是党在领导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动准则。建立和健全党内各项制度，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调节和完善党的自我约束机制，以党规党法治党，是搞好党的自身建设的关键环节和根本途径。

解放战争中后期，突飞猛进的革命形势对党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健全党委制，从制度上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从当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强调了健全党委制的重要性。同时，他还明确了党委集体领导的范围，指出：“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作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这就正式从决策事项和领导机构方面，明确规定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正是毛泽东狠抓制度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才使得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统一领导得到大大加强，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能够得到全面准确地贯彻,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进一步提高了党和军队的威信,这对保证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个举措对于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促进党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经验之四：坚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某种意义讲，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战争。某些干部打江山为了坐江山，图享受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可能严重腐蚀党的机体，使党丧失战斗力，使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甚至导致新生政权的丧失。因此，毛泽东把反腐倡廉作为巩固政权的重要措施看待，是“考卷”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时，党中央更多考虑的是全国胜利后如何防止和克服腐败而向全党敲响的反腐倡廉的警钟。中国共产党由1921年的50多名党员，经过28年的成长，发展成为一个具有300多万人的大党。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党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到1949年，在中国革命之路即将完成，革命即将取得成就的时候，党内由于胜利的原因可能会出现不良情绪。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最后一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六条规定：不送礼、不做寿、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实质上对党在成绩面前是否具有忧患意识，是否具有长期执政思想敲响了警钟。

二、“赶考”背景与“四个危险”下的当前形势的对比分析

1949年3月，党中央赴京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不是偶然而成，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革命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为共产党人提出的新课题，当时，从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看，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正处于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前夜。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资产阶级怀疑中国共产党的能力，帝国主义敌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三大历史性转变：即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党的任务由领导革命向领导国家建设的转变，党的自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一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直面三大课题：其一，是否及如何将革命进行到底；其二是怎样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变；其三，如何执政并长期执政的课题。

从当年毛泽东立下“决不当李自成”的承诺，经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代代共产党人从未停止过“赶考”的步伐。不同时期，面临的赶考形势不尽相同。2002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带领新一届领导集体冒雪前往西柏坡考察学习，向全党庄严宣告：要把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赶考”的继续。中国这些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实际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且现在“十二五”刚刚开局，还有很多新目标、新任务等待着我们。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的那样,全党同志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赶考背景和四个危险的当下形势虽然有着时间、环境等的不同，但在面临的任务、挑战及角色的转换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点(见表一)。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赶考时期是如何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所要承担的角色依然很多：经济要解决的是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民生是解决分配问题，民主是解决好人民当家作主问题，文化是解决民族复兴问题。过去存在一种不太准确的认识，认为执政党只要把经济发展好，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有些党经济搞得不错，也可能失去执政地位，如何成功地扮演好执政者这个角色依然是个很重要的课题。

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赶考时期是如何把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在当前形势下，是如何把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成为全面小康型社会。赶考时期的“从无到有”，当前形势下的“从有到优”都是一种质的飞跃，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后者更难。

三是所面临的挑战。赶考时期是解决如何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改革进行深化的问题，革命到底和改革的深化同样需要坚强的意志力和决心，所以这一问题也同样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依然在赶考的路上，而且同样处于重大转折点上，所以西柏坡时期赶考的经验依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着借鉴意义。

三、牢记“赶考”使命，破解“四种危险”

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经验，新形势下，我们必须牢记赶考使命，破解四种危险，给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

1、树立竞争意识，破解精神懈怠危险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在发展的初期都会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但在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后，就会出现懈怠涣散，所以当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要进行适当创新和变革。自1949年共产党执政到现在已60多年，共产党员的规模已达到8千多万，执政期间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难免会出现精神懈怠和傲慢的情绪。

要解决这个难题，一是需要引入竞争意识。具体地说，就是要实行竞争上岗，目前很多党政岗位实质上还是终身制，不能实现按照政绩考核进行聘任，这就造成一部分党政人员工作拖沓、作风涣散，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实行竞争上岗，就可以实现能者上、劣者下的局面，既可以淘汰政绩不佳者，又可以让广大党员干部有危机意识，激发其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加强党政干部自律，除了引入竞争意识外，还必须从党员自身抓起，还党员以权力，在党内发展民主，增强党员的主人翁意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建立学习型组织，破解能力不足危险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作为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一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二要以科学的机制作保障，三要以科学的方法推动，所有这些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不懈地学习。

要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肩负长期赶考的重任，就要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党组织，完善干部终身学习机制。第一，要建立起学习型党组织的考核评估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要素、标准、奖惩办法，可以培养起良好学习风气和氛围。第二把定期考核与奖惩制度、晋升制度等挂钩，激发广大党员干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体现群众诉求，破解脱离群众危险

依照服务型政府理论，只有让群众去评说官员政绩，官员才会为群众服务。所以要想官员不脱离群众，就要体现群众诉求。要做到体现群众诉求，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政绩考核机制。目前，对党政部门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部门考核，而非群众的满意度，所以说是对上不对下负责制。例如，某个领导人到地方，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很愿意接近群众的，但制度就想方设法地隔开，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安全、不出事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跟老百姓说几句真心话，而冒部门可能出问题的风险，是他们绝不愿意的。这说明机制出了问题，整个机制运行与要达到的目的形成了冲突，体制体现的不是全党的意图，而是某些部门、某些人的意图。

二是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有些人认为“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党代替人民作主”，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存在许多不一样的利益诉求，显然不能再由执政党来代替，执政党所起的只是代表作用，不是亲自去做，而是为老百姓提供渠道。这种情况下，做得太多反而不好。这就要求执政党转变观念，重新思考如何在执政中体现老百姓的诉求。要做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第一要避免思想上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思想，第二要避免工作上脱离群众，坚持决策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实践上重心下移，多走基层，重视民生工作，第三要避免生活上脱离群众，坚持艰苦朴素的政党本色。

4、健全监督机制，破解消极腐败危险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就会出现不透明，这就极易滋生腐败。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政府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非常必要的。所以要破解消极腐败危险，首先要通过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使信息透明化、公开化。这样就可以使监督者全面地掌握权力运行的过程，权力拥有者在使用权力的过程中就会规范、谨慎起来，从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腐败的发生。其次要破解消极腐败的危险，还可以赋予普通党员对掌权者更多选择权，加强党员对干部的监督。如定期及时地公开信息、建立更开放的考评机制等等，让权力使用和运行处于党员的眼皮底下。只有让多数人敢说话，才能形成活跃的党内气氛。但如果缺乏机制的保障，说真话、提意见的风险总由个人来承担，就没有人或只有很少人会站出来。再次要承认党员自身利益，缪勒认为：“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并且是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者。”只有承认这一点，权力和利益的边界才有可能划分开来，才有可能在权力运行过程中避免寻租行为，减少腐败的发生。

我们党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已经60多年了。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党仍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通过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应对“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的能力，确保党的执政使命的实现。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HB2012WT28

作者：史进平，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宗荣俊，河北师范大学讲师；谢燕红，西柏坡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