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国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后，为挽救国民党垂死统治，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所谓的重点进攻。胡宗南纠集了25万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当时，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主动放弃了延安。

当时我在中央机要室担任机要秘书，随中央由延安撤到瓦窑堡，住了几天又转移到枣林沟。在枣林沟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继续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中央留在陕北的指挥机构很精干，负责作战、情报的参谋只留下四五个人，人数较多的是作战指挥的保障人员，在司令部下设一机要科，通讯电台和技术侦察各设一个大队。机要通讯是中央的命脉和耳目，担负着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密码通讯任务。

那时，中央首长身边都无专职秘书，叶子龙负责总的秘书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组成了一个秘书组，有丁农、刘长明、徐业夫和我。丁农负责任弼时的常务工作，刘长明负责周恩来的参谋资料工作，徐业夫和我负责机要秘书工作。那段艰苦、紧张、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日子使我终生难忘。

号房子

中央机关从瓦窑堡转移到枣林沟，由于没有经验显得有些忙乱，只是确定下大体的转移地点，缺乏具体部署。到达宿营地后，机要找电台困难，电台找机要困难，因此延误了一些重要电报。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对当事人要撤职查办。

中央指挥机关从枣林沟出发。第一次行军时，叶子龙指定我带队负责设营(号房子)。当天黄沙迷漫，行动很吃力。我们按指定的路线经过田庄向西，在高家塔、涧峪岔一带设营。当我们赶到高家塔时正遇到前方部队押送大批俘虏住在这里。我们这样的机关，当然不便在这里宿营。接着往前陆续经过几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都不具备中央机关宿营的条件。最后到达涧峪岔，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庄，我们正找村民交涉，远远地见一队人马迎面而来。原来是毛主席和一班警卫战士。当看到骑在马上的主席的高大身影，我有些紧张。警卫员对我们说，主席很疲劳，马上安排房子，让主席休息。我与警卫员一起，很快在路边找到一排较干净、宽敞的窑洞，安排主席住下。主席说：“这里不错嘛。”听到主席这样讲，我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将近黄昏，机关大队人马也赶到这里宿营，事后，我很懊悔，恨自己没有打前站号房子的经验，差点耽误了主席、中央首长的工作和休息。同时主席对下属的体谅也使我深为感动。

有惊无险

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敌人似乎侦察到中央首脑机关的行踪，刘戡率四个半旅向王家湾方向扑来。首长们开会研究转移路线，其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向绥德方向转移，这样较安全。主席则坚持向西与胡宗南周旋，但这样有一定危险。最后按主席的意见向西转移。

从王家湾转移到小河又转移到天赐湾，我们与敌人总是相距不远，有时情况很紧张。在天赐湾，我们与敌人只隔一山，敌人在山下，我们在山背后，连大声咳嗽的声音都能听到，但敌人始终未发现我们，顺着山沟向保安方向过去了。之所以能有惊无险，与我们获得了敌人的准确情报，掌握了刘戡的行动路线有很大关系。在陕北战场上，许多关键时刻，我方都因掌握了敌人的动向而稳操胜券。胡宗南军队骄横轻敌，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从空中获得他们的情报，在电台上讲话很随便，这样就为我方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对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了支援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中央小河会议决定组成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实行机动作战。西北野战军的任务是把胡宗南的主力死死吸在陕北，使其无法东援。西北野战军开始北上围攻榆林。我中央机关百十号人时隐时现，拖着胡宗南七个旅周旋了半个月，有时相隔不到30里地，有时与敌人在两座山上并排走着。要知道这不是一支普通的作战部队，这是中央首脑机关啊！当时有人曾向附近的野战军发电报，示意中央机关的危险处境，主席看到这份电稿后很生气，当即撕掉并说：“以后不准发此类电报，不得干扰野战部队的作战行动。”他曾说：“大道朝天，各走一边，我很想看看胡宗南的模样呢！”主席的英明胆量过人，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

“有电报时随时叫我”

沙家店背水一仗消灭了胡宗南主力36师，从而扭转了陕北战局，中央机关就在朱家寨一带住下了。这时全国战局十分紧张，特别是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直指大别山，陈谢兵团飞渡黄河直插豫西。他们都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连续作战，每前进一步，每次的作战行动都要向中央请示报告。主席特别关注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关系着解放战争的全局。当时联络指挥主要靠电台、电报，所以每天来往电报十分频繁。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一停下来，主席头一件事，就是要看电报，一时得不到消息，主席就显得有些不安。周副主席曾向秘书交待，要随时检查电台联络和电报的收发情况，并随时向他报告。主席也反复交待秘书，有电报及时送，不得有误。

有一晚我值夜班，半夜12点左右陈赓司令员发来急电，我急忙送往主席处。警卫员面有难色：“主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了，刚躺下。” 正在犹豫时，主席在窑洞里闻声说：“什么事啊？”我赶忙答道：“主席，有急电！”说着，我进到窑洞里，主席已披衣起来，对我说：“把灯捻亮些。”主席凑到油灯下，一边看电报，一边在军用地图上比划着，随即在小炕桌上复电，连我递过去的茶水也顾不上喝。复电写完后，主席指示我立即发出去。这时已是深夜3点钟了。主席伸伸胳膊，顺手从茶杯里捏起一撮凉茶叶放在嘴里嚼着。等我送电报返回时，看到主席窑洞里的灯还亮着……

让文件和机要人员先过河

危急时刻，主席十分关注文件电报的安全，他不止一次地叮嘱有关工作人员，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电报，因为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对警卫人员说：“遇有危急情况，你们不必顾我，要先保护秘书和文件。”

在渡葭芦河时，天下着大雨，部队正忙着架桥，后面的追兵离我们已经很近了。不一会儿，白龙庙方向响起了很急的枪炮声，是警卫部队和敌人接上了火。主席回头望望山头，神态自若地在岸边来回踱着，河水湍急，桥一时架不起来，负责警卫的副参谋长汪东兴焦急地跑来对主席说：“主席，先送你过河吧！”主席摇摇头：“我留在这里，你想办法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吧！”按主席的指示，机要人员都伏在未加鞍子的马上，顺水泅到河对岸。敌机就在头上盘旋，警卫人员让我们秘书也先过河，但此时主席已坐在河边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架起电台，批阅电报了，我们秘书怎么能先离开呢？主席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统帅风度，对周围的同志是一种无形的感染。桥终于架好了，主席这才与其他中央首长一道安全地渡过了葭芦河。

同甘苦

转战陕北期间，有一个特点，就是频繁地行军，频繁地更换宿营地。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在40多个村庄住宿过。为了隐蔽目标，大部分是白天休息，夜晚行军。在行军中主席有时骑马，但赶上山路崎岖，大雨泥泞时，就只能弃马步行。每当途中休息或宿营时，我们这些参谋、秘书还可能轮班休息一会儿，可主席和中央首长们却要开会、阅电报，常常不得休息。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我送去一份电报，主席刚好端起饭碗，他一手端着碗，一手看电报，一会儿功夫，部队又出发了，那碗饭原封未动。主席跟所有人一样，每天只吃两顿黑豆饭，陕北老乡叫小米豆钱钱饭，菜也是山上挖的野菜，营养跟不上，加上废寝忘食地工作，虽说主席有过人的精力，但身体十分虚弱。记得1947年6月在朱官寨，在大雨中连续行军，主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曾一度晕倒。但醒来后还半开玩笑地说：“我休息了一会儿嘛。”警卫员支好担架，非要让主席坐上去，主席站起来，不肯上担架，活动了一下身子，又大步向前走去。

有了这一次，大家都十分担心主席的身体，江青当时在司令部是兼职政治协理员，主要任务是照顾主席的生活。主席对她要求很严，她也从不过问工作之事，我们送电报不经她手，首长开会她就避开。有一回部队已整理完毕准备出发，我们听到主席窑洞里有很大的说话声音，叶子龙悄声说：“主席在批评江青。”原来她骑马不小心掉下来，一气之下就狠狠地抽打大青马，主席知道后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不掉！”

那时江青对主席的身体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主席高度集中地工作后，她就拉上叶子龙和我们几个秘书陪主席打打麻将，借以分散精力，休息大脑。为了让主席玩得开心，江青总是坐主席上家，用心揣摸主席手上的牌，主席要个“四条”，她就往下放“四条”，尽量让主席“和”。

文电——历史文献

各个战区发来的大量电报，凡是请示、报告，主席都要亲自一件一件地批复。通常是集体研究后由主席起草批复，紧急情况下主席先批复后再给其他首长传阅。主席起草文电喜欢用毛笔和铅笔，反复思考，反复修改。有时电报已送到机要科了，又要回去加以修改，有时修改了的电报感觉不满意，撕掉又重新写。主席在杨家沟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前后修改了六次，每一次都是机要科的同志用大字誊抄清楚后再修改。这点我印象非常深，修改后的文章复写给中央各位首长讨论，最后定稿在中央会议上做报告。这些文章和电报大部分都编在《毛泽东选集》里，如《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等20余篇，都是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写就的。我们当时经手的这些文电，已经被载人中国革命的历史史册。

当时蒋介石曾吹牛要在三个月或半年内消灭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至少把我们赶过黄河。但事实上，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中央首脑机关一直留在陕北，而且丝毫未损，反而把胡宗南主力拖在陕北不得动弹，损失惨重，不得不逃出陕甘宁边区。这期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扭转了局势，从根本上动摇了蒋家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