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第一次来到西柏坡是参加1948年9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到西柏坡后，他住在任弼时一家所住的农家厢房里，这一住就近一个月。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贺龙作为从地方赶来参加会议的代表，听后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指出：“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还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指出西北部队虽然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而且在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西北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接下来，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其中，他还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指出虽然西北有很多老党员，但还是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因此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环节。他还指出，对于建设，我们干部的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央抓干部教育，要配备好的教材；财经工作要办训练班，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等等。

毛泽东在报告中，要求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他想到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自己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倘若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于是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反映晋绥和陕甘宁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

会议结束后，贺龙没有离开西柏坡，他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贺龙在上述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分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到：“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眼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12月初返回延安。

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为了让中共中央的同志们尝尝鲜，贺龙还专门带来了几只汾河湾的大雁。贺龙认真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报告，并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中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3月8日休会期间，贺龙参加了航空建设汇报会，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首长一起听取了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的回报，酝酿创建人民空军。期间，彭德怀与贺龙商量，为了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的先进经验，准备前往东北。会后，贺龙离开西柏坡赶往北平，参与了绥远问题第二轮谈判后，前往东北取经。

贺龙这两次来到西柏坡，都是为了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他在西柏坡所表现出的勇于担当和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将永留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