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强调，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但那时，全党大多数人由于长期处在农村环境中，对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业生产十分陌生，因此在会上，大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和研究。

东北是解放区内重要城市和现代工矿企业最多的地区。抗战胜利后，我们党长期在东北从事城市管理和建设的探索工作。而在这以前，东北局的高岗和陈云曾经分别于1949年1月初和2月上旬去过西柏坡，这一次留在东北，没有前来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李富春自然成为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东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3月7日，李富春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他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着重谈了工作重心转变中如何开展城市工作的问题，他针对如何实现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的问题，提出首先领导机关的思想和工作重点要真正由乡村转到城市方面来，而且科学地提出从准备转变到实际行动要有个过程，一定要有很好的计划性才能做好。

针对城市接受后如何管理城市，李富春明确地提出在管理城市的工作中，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而且进城后开始组织生产谈不上计划，首先要进行复工。要按着现有的原料和条件进行生产，使城市工人有饭吃，这是最起码的，等一切归入正常后，再制定生产计划。因为粮食、煤炭和棉花，都是城市的必需品，需求量又大，所以一定要努力做到保证供应和合理分配，解决城市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也就是是说接管城市后组织生产，要由恢复到发展，再由局部计划到全面计划。

当会议有人提出城市工作应该依靠谁的问题的时候，有人认为要依靠城市贫民。李富春回顾了哈尔滨、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经验后，毫不犹豫地说：城市工作当然要依靠工人阶级。并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能单单提出依靠贫民，因为贫民中包括流氓、娼妓、游民、游勇，情况十分复杂。

此外，在会议上，李富春还就如何对待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和摊贩，如何处理财政问题、工资问题、稳定物价和稳定货币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发言紧扣会议主题，切合实际，条理分明，给与会者很大的启发。其真知灼见，为党中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期间，李富春还和夫人蔡畅一起看望了中央领导。自从1945年秋到东北后，他们一直没有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见过面，这次在滹沱河，畔柏坡岭前，在新中国将要诞生的重要时刻与久别的战友相逢聚会，心里充满着久别重逢的喜悦，充满着历经艰难而正在迎接胜利的喜悦。

历史往往在不经意间创造着机缘。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李富春就匆匆地离开西柏坡，而正是那一次匆匆的相逢，西柏坡的名字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建国后，李富春仍在继续地关心和支持着西柏坡的发展建设。

1958年，为彻底根治淮河水患，党中央决定在西柏坡以南西岗南村修筑坝堤，拦洪蓄水。但此项工作涉及到中共中央旧址的搬迁修复，迁建工作可谓是一波三折，进展很不顺利。尤其是进入1966年以后，面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现状，中共中央旧址的迁建工作再次搁浅。正当工作人员一筹莫展之际，时任河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王子兴接到一封从北京转来的信，信的内容是李富春副总理关于重建西柏坡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议，且附带着周恩来总理同意的批示，以及总理捎来的三张当年西柏坡旧址照片。王子兴不敢怠慢，找到省计划委员会“尚存”的副主任韩雁北，申请批拨了70万元再一次来到西柏坡，他在当地老乡们的带领下转遍了附近所有的山山垴垴，最后选在原址西北约500米且高出原址57米的山梁上，这里有一片凹地较为平坦，总体地势坐北朝南，是较为理想的地方，随着地方的选好，工程也即刻开工。尽管直到1978年，旧址迁建复原工作才基本完成，但正是在李富春等中央领导的长期帮助支持下，西柏坡纪念馆才得发展像今天这般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