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告捷，国民党长江以北主力部队已基本上被歼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西柏坡，开始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描绘蓝图。

当时，尽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接收的却是一个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的烂摊子。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使城市的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是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一直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 由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中共中央很早就考虑到了。东北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陈云在财经方面的特殊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他的领导下，我们顺利地接管了东北各大城市，东北的经济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到 1948 年，陈云已经开始考虑在苏联的帮助下拟定东北经济建设的计划。这一时期，陈云善于理财的本领再次受到党中央的特别关注。周恩来开始就全国财经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征询陈云的意见。

陈云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它批发给全党学习。毛泽东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吸收了陈云的做法。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赞同陈云关于接收城市的意见，还提议东北局将陈云组织的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正因如此，周恩来提议陈云到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北平和平解放后，陈云从东北到达北平，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和华北人民政府领导人开会，商讨解决东北入关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关内外的铁路运输、东北币与人民币的比价等问题。此时，中央就当前货币发行方针征询他的意见。陈云指出，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据当事人薛暮桥回忆，在向周恩来汇报时，中央就已有了将中财部改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由陈云同志任主任的想法。

1949年2月6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致电东野总部，请陈云、罗荣桓到西柏坡，商讨组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事宜、改编傅作义及和平解决绥远的方式问题及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北平问题。会后，陈、罗等即分乘中型吉普，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陈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和东北局的工作，并同他们彻夜长谈。这是他1945年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们见面。毛主席一见到他，就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四保临江啊！”这是说他在南满形势岌岌可危时，曾自告奋勇前往，与萧劲光等一起，指挥部队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不仅保住了南满根据地，而且从此扭转了东北战场上敌进我退的局面。周恩来和他谈话时问起粮食问题，他回答说，东北野战军进关时带了30万吨粮食(相当于入关部队每人300多斤)。此外，考虑到北平、天津两市的粮食供应一时会有困难，还准备了20万吨进关支援，随要随运。周恩来听后非常满意。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东北要有重点地办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速度不要太快，准备用五到十年时间。

在西柏坡，陈云在西柏坡还参加了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听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毛主席指出：今后像辽西(指辽沈)、淮海那样的大仗不会再有了，但像天津那样的仗和北平那样的解决方式还会有。东野占领武汉后可以分兵一路继续向南，占领湖南两广，另一路折向西南，兼占云贵；要先占城市，后占农村。

当时，全国的解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中央正在酝酿成立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这个新机构所要面对的局面和解决的问题，显然既不同于抗战时期边区的财经办事处，也不同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央财经部和各个解放区的财委。由谁挂帅好呢？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毛当即表示同意，并向书记处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周恩来随即将中央的决定通知陈云，要他回东北后，把工作交接一下，尽快来中央。

2月11日，陈云离开西柏坡，回到北平后稍事休息，即乘火车回东北。途中在天津停留了几天，会见了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并参观了工厂和市容。几天后，在东北的中央委员前往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时，因陈云刚从中央回来，又即将调往中央，被留在沈阳主持东北局工作，以致未能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1949年3月14日，周恩来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提出中央应立即成立财经委员会，并于4月初、4月底和5月初再三电催陈云速来中央工作。陈云迅速结束了东北的工作，于5月9日离开沈阳，10日到达北平。陈云一到北平就走马上任，同刘少奇、朱德一起参加了在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后，他立即开始了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