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回忆起1947年我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行军路上的往事，心情总激动万分。

 

1947年6月中旬，司令部决定撤离天赐湾重返小河村。为躲避和牵制敌人，连续的急行军，全体人员已很疲劳，好在此次行军路程仅四十多里，又是下坡，轻车熟路本应走得很轻松，而我却感到异常的艰难。

 

行军队列如往常一样，手枪连一排居首，三排殿后，二排居中，分散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的前后。我是手枪连连长，通常走在一排之后，然后是二排部分同志及毛主席的卫士班，毛主席紧挨着我们行军，时常边走边聊。这天从行军一开始，我就感到不舒服，浑身酸软，头重脚轻，腿抬不起来，步子也拉不开，坚持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渐渐有些跟不上趟，双腿像灌了铅，每挪动一步如挪动千斤。同时眼睛发涩，睁不开，头发昏，耷拉着脑袋勉强跟着队伍走，忽感一阵旋晕。“糟糕，我可能生病发烧了！”当脑子里闪现这一“生病”信号的一刹那，我的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挺住！”行军队伍的前面是与我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一旦他们知道我病了，就会背呀抬呀的，战士们的体力已消耗很大，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而我身后的毛主席，更不能让他知道，否则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司令部整体的行军……我不敢再往下想，心里默默念叨着：“挺住，一定要挺住！”恍惚中听到战友们议论：看到小河村的山头了，再有二、三里路就到了。我不由自主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

 

“怎么了？高富有！”问话间，毛主席已走到我的前头，他高大的身躯，挡在窄窄的山路中央。

 

“没啥！”我强撑着抬起头说。

 

“没啥？是生病了吧！”毛主席亲切的话语立时温暖了我的心。

 

“没，没啥！”我坚持紧走几步，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已身不由己，几乎晕倒。

 

“不好！是发烧！你脸色很不好！”毛主席一步跨上前，伸手摸摸我的前额说。

 

“没有！”我倔强地说，但已深感底气不足。

 

“快，骑上我的马！”毛主席不容争辩地说。

 

“不，我不要紧！”心想我是连长，职责任务是保卫首长们的安全，行军骑毛主席的马，这像什么话！……但是最让我担心的事还是来了。

 

此刻毛主席有些急了，硬拉扯我往他的马上推，我坚持不肯，一拉一躲中，影响了部队的行军。

 

“什么事，什么事？”周副主席发现前面有情况，急匆匆骑马赶了上来。

 

“没什么事。”我抢先向周副主席报告说。

 

“是高富有病了吗？”周副主席见状下马后继续关切地问。

 

“是高烧！”毛主席肯定地说。

 

“来，高富有，骑我的马，骑我的马！”周副主席让马夫牵过马来。

 

为了战胜敌人，首长同我们一样急行军，到宿营地后，还得分析研究各大战场的形势，现在我决不能因为自己有病而影响部队行军，增加首长的负担。

 

“马，我不骑！首长你们看，我这不好好的吗？”我边说边强忍着甩开大步，向前走去。

 

“真是个铁打的硬汉！”身后传来毛主席、周副主席赞许的笑声。

 

说实话，那天我真不知怎么硬撑到小河村的。听说我一到驻地就昏过去了。毛主席不仅派叶子龙参谋长看望我，还派他的保健医生黄树则给我诊治。当时药品奇缺，首长们备用的药已不多了，毛主席知道后嘱咐黄医生一定把药给我用上。房东大娘端来一大碗酸辣杂面疙瘩汤，唤醒我趁热喝下，捂上厚被子好好睡一觉。次日下午一觉醒来，因发汗全身衣服透湿，烧退了，下地试走一圈，顿感轻松自如多了。于是去哨位查看各排的警戒部署，然后走向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处，好让他们放心。

 

“高富有，怎么样？你的病好多了吗？”毛主席一见到我就关切地问。

 

“主席，我根本就没病，只是着了点儿凉！”我辩解说。

 

“这就好，交给你们一个新任务，派人到王家湾看望老百姓，了解我们撤走后，老百姓受到了什么损失？”在战争最艰苦的环境中，毛主席还惦记着王家湾的老百姓，在场的还有周副主席和汪东兴副参谋长。

 

次日我们和司令部机关抽调人员，组成慰问小组，到王家湾探望父老乡亲。我们到王家湾才知道村子遭到敌人肆虐践踏毁坏，老百姓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逼供，但没有一个人讲出我军的实情。当我们向毛主席报告调查情况时，毛主席动情地说：

 

“陕北人民群众真好啊！宁肯自己吃苦受罪，也决不肯说出真情啊！”

 

每当我回忆起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行军路上这一段往事，就晃若昨日，使我的思绪万千。为什么毛主席能受到亿万人民的爱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心中总装着人民群众。毛主席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一生。中国人民永远铭记他的历史功绩，永远怀念他！